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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中国农村空心化严重 传统信任关系瓦解


发布者:黄金赌城 日期:2021-02-02 06:33


  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发布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说,农村“空心化”非常严重。

  延续了几千年的乡土生机在现代中国日趋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猪牛羊鸡少了,新树苗少了,学校里的欢笑声少了很多乡村,已经没有多少新生的鲜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凉衰败”来形容。

  与此同时,乡村的伦理秩序也在发生异化。传统的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

  故乡的沦陷,加剧了中国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也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的秩序混乱。

  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德性、风俗、传说等以及家族观念为代价。

  此时,有一些中国人,开始用行动,重建故乡的伦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说,各种新的“乡村实验”在不声不响间进行。

  “什么是家乡?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它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方。”怀着对故乡的一种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

  郭中一永远是一头乱发,向后飘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脑门。无论是什么话题,他都是微笑着,用浓重的台湾口音徐徐道来,个中却不时夹杂着老顽童一样的尖刻。

  我们从他的故乡谈起,谈合肥市肥西县南分路口乡,现在叫铭传乡。身为台湾的大学教授,他却放下一切回到大陆的故乡开办农庄、书院。不是隐居,甚至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践行”。郭中一说,这种理念在哪里都可以实现。所谓故乡,只是一个载体。

  郭中一:父亲一生保留着肥西口音,发不出“xi”这个音。“水烧好了,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还是我先死?”从小我填籍贯,都要写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

  彼时,合肥的市区还很小,城市化和工业开发区的脚步尚未迈开大步往前狂奔,让人目眩神迷。彼时,郭中一还是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美国毕业的物理学博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合肥同乡会新任会长。身为会长,却从未见过故乡,总是有些尴尬。于是郭中一赶紧找机会回来看看。

  故乡和郭中一离去时没有什么两样。农田嵌在荒山中。杂树、野草、荆棘,不要说能行车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乡的姑姑说,幼时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里狂跳,只敢慢慢后退几十米,然后发足狂奔。几十年后,郭中一沿着同样的小径上山勘查,狼是没有了,却能看到野猪的蹄印。荒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这种章回小说里的词竟会跳入郭中一的脑中。回到乡政府时,已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郭中一说,那大概是他出生以来看到过的最黑的夜景。

  乡长说,真是抱歉,这里还是很落后。教授却回答道,第一,这是我的家乡,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第二,你觉得这是一种缺憾,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长处。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么规划了。

  彼时,台湾已在流传“萤火虫妈妈”的故事。一个妈妈给孩子解释成语“囊萤映雪”,孩子却不知道什么是萤火虫。妈妈突然想起,台湾似乎已经没有萤火虫了,便去问昆虫学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学者说,你要有干净的草,要有干净的水,要有没有光污染的天空。于是,这个社区的妈妈们联合在一起,执行以下规定:本区不准再用除草剂;废水不能乱排,基础设施为此而改造;所有路灯全部改装为暗色,紧贴地面不高过膝盖;机动车进入小区必须关灯萤火虫就真的到这个小区来了。原来,萤火虫是个环境指标,台湾很多地方都开始做萤火虫繁育。

  第一次回乡之行,只是生态农庄的伏笔。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台还在台湾,只是想不到,场景竟会日渐逼仄。这一年,竞选时,竟号召“把外省人都赶到海里去”。“去中国化”已成为台湾的高分贝话语,甚至连名片上的“合肥同乡会会长”,也成了一个问题。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识分子们常感慨,干吗要受这种屈辱呢?

  同侪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将来。“中央大学”的李河清教授曾说:“很多老师都在做一个梦。因为对现有居住环境不满,就想去山里找一块地,做自己的社区。我们能不能为自己设计一个无污染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里创造一个好的文化氛围?”这一倡议很快成为小圈子的共识。

  这群所谓的“外省籍”知识分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联系。于是,十几位博士、教授合资,由郭中一夫妇牵头,确定在肥西建设生态农庄,完成晚年的田园梦想。

  庄蕙英: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生态农业是要扎根的,不会让你一夜致富,要从基础开始,慢慢来。但产生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有科学分析说,地球上多一座生态农庄,世界上也就多一个百岁老人。真正做下来,才知道难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庄蕙英是生态农庄线年夏天,庄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在合肥开始建设。此时,郭中一正在台湾忙于组织“反军购大联盟”的社会运动,直到2009年,终于辞去教职扎根于合肥。

  郭氏夫妇在肥西看过很多地方,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庄园坐落的小团山,在那时只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连地方官都不建议在此开建庄园。但是庄蕙英坚持租下,“地无不可用。人人以为是荒地,弃之不用,岂不可惜?”

  但原始条件的恶劣,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去弥平。因为是荒山,表面的土层非常之薄。庄蕙英记得,最厚的地方仅25公分,不过两本辞典那么厚,几乎不可能种树。于是,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脚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车来来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个农业的基础来。

  荒山里,常会挖到无主的孤坟。庄蕙英说,前后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当地人的习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统一的地方。在水、电未通的时候,郭夫人经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荒山里,伴着孤坟过夜。

  一开始,郭氏夫妇的设想是养一大群鸡,在山上养肥再拿到城市去卖。要养鸡,就要盖房子。于是有了第一栋建筑,就是现在农庄的活动中心。因为是生态农庄,杀虫剂和农药是违反原则的。结果到了夏天,窗口扑满了嗷嗷待哺状的蚊虫,让人发愁。怎么办?有人提议种薄荷试试。果然,在房子周围种上各种香草之后,清香弥漫,蚊虫大减。郭氏夫妇再试着把香草种到蔬菜和果树边上,也防止了虫害。本来只是防虫用的香草,也到了收获季节,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种。不过,饮用的消耗量远没有这么大,郭氏夫妇又琢磨着做香包,提炼精油。不过几年,迷迭香、罗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态农庄的经济支柱。小团山正式定名为“香草农庄”。

  “产业链根本不是一开始规划的那样,其实有点歪打正着。我们只是一个在有机农业的想法下,慢慢推进到现在。” 庄蕙英说,“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生态农庄的将来,会是什么样,顺其自然吧。”

  小团山的土质为氧化铁,呈褐红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贫瘠。但郭教授夫妇坚持“生态”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杀虫剂,哪怕一年没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过物种的栽种,和天然肥料慢慢推进就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后天调养就格外重要。四年后,这一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郭中一说,生态农庄的特点,就是早期投入大,收获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态系统。他不喜欢“有机农产品”的标签。因为当下的有机食品生产,在他看来,大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大面积、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收获的是单一农产品。这种方式,对日渐凋零的农村,几无裨益,连就业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谓“生态系统”,是在农庄里建立丰富的物种群。所以,产出和播种轮换出现,农庄几乎没有“农忙”和“农闲”之分。

  时至今日,生态系统已初见成效。原来只有荆棘的小团山上,光是鸟就有25种,种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种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积累雨水成塘,没有人管过它们,却不知怎么就有了鱼虾螃蟹来安家。

  山庄里曾养过一只兔子,每天到山里面瞎玩,晚上才回来吃东西,睡觉。有一次,所有人都在电脑前忙,兔子却来蹭蹭这个人的腿,磨磨那个人的鞋子,希望有人关心它,陪它玩。但没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断了办公室的电线,然后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见了。大家都怀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这样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当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过了两周,它回来了,很快又走,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果然,它再也没回山庄。

  又过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极在桑葚树下散步,突然听到很远的地方,有唰唰的声音,疾速贴着地面传来。不是人的脚步声,也不是风声。是那只兔子,从林子里跑出来,到了离人大约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却拒绝,退到相同距离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着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这样,若即若离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它才再次消失。

  欧阳洋:在山上,觉得自己的听力特别敏锐,听到的声音特别丰富,而且什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你问我在山上闷不闷,怎么会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标是种一亩向日葵。六月的时候你再来,就能看到了。

  欧阳洋是郭中一的学生,小团山中英书院目前唯一的记名弟子。事实上,山庄近30名员工,都是书院的学生,也是老师,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庄践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龄教学”。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山庄中实行的也是相教互学。如志愿者李卓妮,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专业花腔女高音,每天都会带着山庄的员工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练和声。她计划五月要在山庄举行一场音乐会。

  郭教授也能讲音乐课,很多内容却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闻所未闻。他从毕德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开始,穿插到《刺客列传》里,高渐离送荆轲时唱出“变徵之声”,第一次出现七声音节,再讲到建筑声学,为什么音乐厅里不能用地毯?因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设生态农庄所需的农业知识,基本都源于自学。教育的目的本来就应该是学会学习,热爱学习。但应试教育却背道而驰,为郭深恶痛绝。目睹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决心让他们离开体系,在山庄自学。老大延铎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自学,老二延极则连初一都没有上完就回家。

  离开学校的两年里,延极已经读完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学完了微积分和高等数学。他的生物学水平在山庄已无人能及,大约已达到大学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细胞分裂时,蛋白质的若干细节。

  事实上,逃离学校的短暂幸福感消失后,延极也曾为这个决定而惶恐。但随着自学内容的深入,他开始越来越觉得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幼稚,因而更坚定了留在山庄的决心。

  无论是谁,都会跟记者聊起:“在这里有很多东西可学。”譬如山庄工程和物流的负责人曹工,是个17岁就离家的农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庄的建筑设计图时几乎完全看不懂,“因为和我们的习惯太不一样了,同一个平面居然有好几条水平线。”于是,延极教他怎么用电脑上网,收发邮件,用skype和台湾的设计师语音聊天。为了理解复杂的图样,他开始自学CAD软件。现在,40出头的曹工已拥有自己的博客,并且是山庄网站的维护人员。

  至此,生态农庄最初的设想,“无害的社区”和“好的文化氛围”两大目标基本实现。再造生态系统的努力,也在向周边扩散。

  2007年,生态农庄的基础建设尚在进行之中,庄蕙英已开始为周边的孩子免费辅导英文。她发现,教育机会的不公,对农村孩子而言,集中体现在英语上。庄本人是美国毕业的教育学硕士,对此自然不在线年来,她辅导了不下百名农村学生,有的孩子英语成绩从个位数提高到接近满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绩都在往上走。庄蕙英对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说,英语是最难的,我都能攻克,还有什么学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妇被评为“安徽省十大经济人物”。评奖晚会上有个节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来自郭夫人所在的农村,另一半来自合肥市区。农村这边,郭夫人很快和孩子们一起,一字一句排练纯熟,市区那边却传来消息,说孩子们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传来说,还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终于到了台上,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圆、毫无退缩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边,潸然泪下。

  史立勇:我家是在县城附近的农村里,后来到山西上大学,却对那里没有什么感觉。在外面时间越长,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时候特别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会有很多束缚。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来。有时候想,真要是没有太大追求,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个“没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则不会在大学毕业之后,辗转到安徽的小团山农庄工作。

  面对同样的问题,延极的哥哥延铎沉默许久,才说:“你问我是合肥人,是台湾人,还是哪里人?我回答不出来。小时候,祖籍是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年来的时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国,两岁到台湾,15岁再来合肥。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有立勇那种感觉。”

  边上的李卓妮帮延铎解围说:“我应该算是湖北潜江人,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外面,在武汉,在上海。第二故乡给我的快乐还多一些。故乡这种情怀和概念,大概我们现在还不会有。”

  说这些话时,他们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车上,面前桌上是延铎正在自学的《文心雕龙》。每周六凌晨3点,立勇和延铎都要赶上这班车,用最经济的办法参加上午9点开始的市集,卖出农庄的产品。除了车厢里弥漫的烟味和泡面味,延铎对这种跑单帮生活甘之如饴。此时,郭教授也带着延极坐在另一班火车上,赶往北京的类似市集。

  延铎和延极都还没想要离开山庄,“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学”。延极曾经问父亲,自己会不会一辈子待在大陆?

  郭中一:似乎是有的。我是回到了合肥,通过当地亲戚的讲述,才知道很多我家的故事。我们首先选中的地点,不是小团山,而是二潜山和小潜山之间的马鞍口。选中的第二天,我们去姑姑家吃饭,说起这个地方,姑姑大吃一惊,连声说好。原来那是我曾祖父的故居,我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放弃了马鞍口,选中小团山。那个荒山,一开始很多人来看了就笑,说你们笨蛋被拐来了。过了两三年我们做得像样了,有人就问,你们会风水吧?这么好的地点给你们看到了。这个山面对正南,两边隆起,中间凹下去,像把太师椅。山前面还有个水塘,风水上就是个财库。我听了大笑,说水塘边有个房子,住过人的样子。如果这里风水好,那么在这里住过的人早就该发了。后来姑姑告诉我,那房子里住过的人,又是我的曾祖父。好像他老人家算好了一样,到处堵我。

  我父亲20岁离家,平时对家乡的事情讲得也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祖母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因为祖母的闺名从来没人叫过。我又问,祖父叫什么名字?他还是回答不上来。这就很奇怪了。父亲说,祖父平时很威严,自己从小很怕他,见面就一直低着头,吃饭也不敢发声,哪里敢提名字。后来我和弟弟反复拷问,父亲才想起来。这件事让我很感慨。老人要是走了,很多东西就没人能讲了。所以我开始留心长辈的唠叨。外祖父过世之前,经常会说起,他们李家当年在广东梅县如何有钱,后来怎么家道中落,他又怎么一个人白手起家这时阿姨和舅舅就会在旁边说,你又罗嗦了,一次又一次的。有一次,我突然跳起来,说,你们能记住多少细节?你们有哪一次专心听过?未来,我们能记住多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故乡有直接联系的?想象中的肥西,和真实看到的有很大落差吧?

  郭中一:大概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往家乡寄钱。一开始不能直接从台湾汇款,就通过我父亲在国外的学生转。后来我在美国读书时,也肩负这一任务。30年前,3000美金的一笔汇款,能让一个人变成肥西首富。但一直到现在,农村还是很穷。钱到哪里去了?没有计划乱花掉了。最近我的一个亲戚还跟我抱怨,钱不够用,因为过年的时候爆竹就买了5000多块。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呢?回答说不买的话面子上过不去,这年不能过的。你看,基本的农村文化就是这样的,不是把钱用在生产和积累上,而是在攀比、浪费、甚至是赌博上。我就开始怀疑,农村的问题不仅仅是科技和政策上的障碍,还包括文化上的重建。

  郭中一:当年,我们这批知识分子的想法是,第一,退休以后要找个适合的环境居住;第二,实现一点人生价值,多少可以做点事,教教附近的孩子,传播环保理念;第三,更深的一层,我们觉得大陆少一个精神的核心。台湾的原住民,有他们的圣山大武山。平时不进去,在尘世日久,就要回去洗涤一下心灵。但汉族没有,汉族人的精神是非常空虚的。应该有人来做这个事,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作为一种抱负。

  郭中一:你知道石头汤的故事吗?是说一个士兵战后身无分文走进一个村庄,说我有一块石头,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汤来。喊了很多遍没有人理他。有人说我们试试看吧,于是拿来锅子和水。煮了一会儿,士兵尝了尝说,已经很好喝,但有点儿油和盐就会更好。于是又有人拿来了油和盐。士兵又尝了一尝,说有青菜就会更好,再有点儿肉的话每个人都拿出来一点,最后当然就是天下最好喝的汤。

  郭中一:曾经有过一些遭遇,甚至是冲突,连当地的亲戚都没有帮我们的意思,居然说“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其实这些都在我预料之中。回到最初的目标,我就不是回乡,而是再造乡土。

  现代人都有乡愁。问题不在于这里是不是我的老家,我是不是非回这里不可。在哪里都不是你的故乡。都市人是被拔离土地的,就算是成长于都市,都市也不是你家乡。

  什么是家乡?它代表着一种安全感,你知道楼下的餐厅不会给你吃地沟油。套用孔子的话,是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地方。就是说,在这里老人能够安居,朋友之间能够信赖。这些,不仅仅是大陆没有,台湾的问题也很大,比如学阀学霸太多了,对年轻人只有压榨、掠夺。这就不是一个家的样子。

  当代知识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么依附于政府,要么依附于学校,总之是某一个机构。所以知识分子和乡土隔离最彻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这样。我耕读,考取功名,做官,劝谏,罢官之后回家继续耕读。在朝为官的时候,我的儿子其实也是在耕读。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践行,也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孩子脱离学校,没有文凭,就算你很坚定,难道家人都支持吗?

  郭中一:他们天天都在学习,而且他们已经有了学习的能力。就算我不在了, 他们也会学习下去。没有学历,对他们来说,永远是背水一战。我最怕的是他们变成那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状态。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在网上他们就可以看到我的美国导师开的普通物理课,水平超过台湾所有大学物理系。人永远要学习,我也在不停地学习。一个学位又能代表什么?

  我心里有这样的准备,有一天儿子告诉我,他觉得学够了,想要离开山庄。这没问题,也许有朝一日他们又会回来,再学上一段时间。对于书院里的学生,我也是一样的期待。

  现在的缺憾,是书院里学生的年龄差异不够大,否则就能让大的教小的。只有把小的教会了,大的才算是学会,而不是靠考试来证明你学会了。中国的教育是成材教育,而不是成人教育。孔子说“君子不器”,但现在的成材教育恰恰是“器之”,基本就是把人教育成小人。

  郭中一:我把合肥定为我的根源,当然很特殊。但故乡,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地方。台北是一个故乡,那里我住过好几个地方;我的大学是在台南,那里也很有意义;金门当兵,对我有不可磨灭的回忆;我又在波士顿住过八年这些都是我的故乡。人的经历,有很多来源,像冲积平原一样,一层一层堆积起来。所以不能忘本,每一个本都不能忘,也忘不了。

  从这里你会想到更多,就是“推己及人”,处处都可以是故乡。科学社会学里有个“六度分离法”,不超过七次,你可以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关联。那么,伤害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对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多6个)有伤害。一个很远的人,和你的关系可能非常密切,和你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甚至都不知道。但就算从纯粹的,自私的利益维护来说,你都应该去保护他。

  家园的失落,是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的,“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云南宏仁村村民在学者帮助下,选择平和理性的方式亲手设计、改造自己的故乡

  3月初,一份由村民参与、村代表发起、学者推动的“新旧和谐”式样的故乡重建方案,正悄然改变着昆明市宏仁村的命运。

  宏仁村位于云南滇池东岸,行政上隶属昆明市官渡区。最近十年间,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彝族村落经历着“大转弯”的变革,从传统的昆明“菜篮子”,变身为没有耕地的城乡结合部,村民也由地道的菜农变成了以租房与打工为生的人群。

  2010年,当地政府推出城中村改造计划,要把村民在第一次改造中新建的砖瓦楼房,彻底变成现代化的商业街和城市住宅小区。

  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小村”的人们选择在学者的帮助下,亲手设计、改造故乡。学者与村民互动,让这场村民自主改造家园的实验,既吸收世界很多城市规划的灵感,又不逆于“大昆明”的城市宏观规划趋势。

  3月21日晚8点,宏仁村华灯初燃,村民从家里取出竹凳子,在路灯明亮的小广场集合。李绍荣、莫正才、李雄等几位村民代表,调试好扩音器和话筒,开始带着村民学习法律与土地政策,老人们带着浓厚方言的声音在夜色中回响。

  在“拆迁”降临的近两年内,这种每周三晚8点举行的学习会始终未间断,风雨无阻。

  与往日不同,这次群众大会除了学习5000公里之外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79岁的莫正才老人还组织村民讨论了一份关系全村命运的《宏仁村改造方案》,这套方案由村民们自己设计,并刚刚经过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等一批学者们的修改。

  次日上午11时,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代表,将这份有着1053名成年村民签名、摁着手印的方案,交到了负责该片区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甘琴手上。甘琴答复称,一定会转交给昆明市规划局,以供最后决策时“考虑”。

  宏仁村,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人口2000余,分为宏仁新村与宏仁老村。新村历时5年刚刚建成,将不再进行改造,这次重建只针对老村。

  作为滇池边的古老彝族村落,宏仁村至今保留着彝族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和历史建筑:数百年前的古刹寺庙,19世纪的古代学堂遗址,以及与村庄同期存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井,而几代人居住的古民居更让小村成为滇池东岸村落文化的独特景观。

  虽然有些房子已在拆迁中被毁,但老村的特色街巷的格局依然完整,肌理足够清晰,这为小村的自主改造和修复提供了条件。按村民们的“设计”,整体保存以两所古寺和古建筑为中心的约115亩区域,不可移的文物尽量保留并修缮;改善已有的街道状况,铺设地下水道、电网、通讯设施和绿化,修景观水塘及其他配套设施;区域内的民宅一律增设符合城市生活标准的厨卫设施,对存在火险等安全隐患的民房则进行调整。此外,还可按规划新建商铺以及休闲场地和文化设施,但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在方案的“技术指导”、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看来,这些文物、古建筑密集于小村的北端,有利于成片区保护。因此,小村首先强调的恰恰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

  “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而是承认现代化与传统有机结合的现状,这种朝前走、不是向后退的规划思路,才更有意义,”朱晓阳说。

  此外,村民的方案也透着实用主义智慧。小村面积为240亩,除了古文物密集的约115亩区域保护,剩下的空间将留给城市化改造,在朱晓阳看来,这借鉴台湾的区段征收方式,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而土地收入则作为村落改造的资金。

  方案规定,目前住在规划区以外的村民,可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原有房屋换至规划区内。村民们甚至组织捐钱用于改造基金,超过300元的,可载入重建故乡的纪念册。“这些年来发生的小村大事记,也要写入册子里,供后代人纪念的”,重建方案的发起者、村民代表莫正才说。

  朱晓阳指出,这一方案契合了去年底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宏仁村距滇池仅有两三公里,还处于官渡区古镇集群、特色村镇和宗教文化展示线路等节点上,与环滇池文化旅游圈的规划高度重合,具有可行性。

  小村被朱晓阳自称为“第二故乡”。1957年出生于云南个旧的他,年轻时曾作为知青在宏仁村插过队。他的观察下,家园的丧失,是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一点点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朱晓阳多次对小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以小村为素材,出版了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小村故事》两卷。

  彼时,小村还是一个原生态的农村,沟渠环绕,景色怡人。小村是旱涝保收的丰裕之地,当地种植的蔬菜供应昆明,有“昆明的菜篮子”美誉,“昆明只要没菜了,管农业的市长就会住到这里指挥调菜。”朱晓阳说。

  1990年代中期,朱晓阳的好朋友、诗人于坚也多次光临过这个美丽的村落,“当时乡村小路已修成水泥路,交通四通八达,周围都是稻海麦浪,村民按传统格局自建了一些砖房,虽然土木建筑材料变化了,但乡村的传统没变,路边有村民在修鞋面,其乐融融。”于坚说。

  家园的走样,是从失去赖以生计的土地开始。分别建于1999年与2003年的广福路与昆洛路,一横一竖挤占了小村的大部分土地,随后几年内,沿这两条路开发的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几乎吞没了小村的所有耕地。

  “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小村人莫春华自嘲道。自2005年开始,两条公路如同一把剪刀把滇池东岸的农民与其传统生计切断了。上级政府给了村民户均一块宅基地的许诺,由村委会划出老村西侧的一处地块,建成了统一户型、统一尺寸,五六层不等的“宏仁新村”。

  新村为村民们增添了一个新家,也体现出当地人的价值观。小村人说“钱啊,一湾死水,经不住瓢舀”,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征地补偿款没被挥霍,而是为子孙后代留个后路,用来建了新村。村里的年轻人很快搬到了新村,老人们则更愿生活在老村。

  随着新村的建成,村民也变身为以租房、打工为生的“城中村”人,收入却并不好。四处都在拆迁搬家,影响了门市房的出租生意。“我们更怀念种菜的日子,虽然收入差些,但至少简单快乐,没现在这么多的烦心事。”村民付丽丽说,住在楼房里,她甚至经常对着电视发呆。

  这些变化让几年后再回到小村的朱晓阳和于坚等人颇为感慨。原有的乡村正经历剧变,用小村人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癞蛤蟆被牛踩了一脚”,浑身疼但是不知道哪儿疼,哪儿不疼。

  这“牛”是失地,是城市化。但朱晓阳也感觉到“这个故乡一方面在被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通过娱乐等方式来顽强地修补和建设”。2009年村民筹资建设了文娱场所“新客堂”,村民每月筹资共计600元交给一位专职烧水的老人,平时村民们可以到这里喝茶、打牌、闲聊。

  2007年起,朱晓阳和于坚两人历时两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以纪录这个在城市化运动中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以及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何在前途未卜的混乱中继续维系着亘古秩序。

  影片没有公映,新一轮的城市化却再次觊觎这里的土地。2010年5月,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据宏仁村委会干部介绍,按照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而这时,用5年建设起来的宏仁新村一些新房还没有来得及装修。

  经过村民们包括上访、以死相逼等激烈抗争,2011年8月,地方政府重新对该区域进行规划,新村得以保留。但老村的命运未卜。

  “从第一轮拆迁开始,全村人就强烈抵触。一旦房子拆了,我们就真成了无地、无收入来源、无房的三无人员了,后代该怎么办?”年轻一代的村民莫春华说。拆迁已开始两年了,安置回迁房还没有着落,即使建成了,“也是城市小区房,我们拿到拆迁补偿后也是买不起,更住不习惯”。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再次打破小村的宁静,情绪的焦躁随时都可能爆发,“平时我的小孩哭,我们会耐心哄;但这两年,孩子只要一哭,大人就打孩子,最后孩子哭得更厉害,大人们就跟着后悔”,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付丽丽说。

  村民们往年总要自发组织多场热闹的“唱花灯”等文娱活动,即便做农活时,一些女人也会随口哼上几句。但最近的两年内,这些活动终止了,村民说,房子都没了,更没了唱花灯、办活动的心情。

  而负责拆迁和街道办的人在村里更不受欢迎,“一旦进入村子,上年纪的女人追着他们骂,而刚懂事的小孩子一边往家跑一边冲着妈妈喊拆迁办来了,快关门”,付丽丽说。

  “紧张”的事情一度发生过,关于这里的拆迁新闻也上了多家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2010年7月1日的拆迁风波,在这起群体冲突事件中,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村民的左眼失明,当天有8个村民被抓走,之后有3人被判刑。另一起事件是“抢占新客堂”,“新客堂”建成不久就成为拆迁办驻点,2010年8月7日,经过激烈的冲突,拆迁办驻点被村民们赶到别处。“为捍卫这个文娱场所,村民此后自发捐款共计5万元,在这里集体吃住16天,人数最多时要放60多桌。”村民代表李绍荣说。

  在当地,拆迁引发了更惨烈的事件,朱晓阳将之称为“自残”式抗争。2011年12月23日,一位邻村的周姓村民从动迁公司领导家的五楼楼顶跳下,医治无效死亡。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来到宏仁村,村中靠东南角的一处5层楼下,一大摊血迹依稀可辨。

  和解的转机也发生在抗争最激烈的时候。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正是这次会议让宏仁村发生了转变。来自北京大学城市建筑与景观学院、中国城市规划院、北京社科院的专家在会上对村民自主改造村庄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深圳、北京等地的城中村自主改造和治理的个案,这让受邀参会的莫正才、李绍荣两位小村代表豁然开朗。

  2004年左右,深圳市政府计划在5年内将境内多数的城中村纳入改造范围。改造的基本路子是拆平重建,7年以后,这里仍然没有被拆掉。中国城市规划院的罗赤教授指出,深圳市近年来对待城中村的政策已经调整为“综合治理”与“维持现状、使之优化”,反映了利益相关方对城中村作为“真正城市”的承认和价值的认可,也意味着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显出难以为继和峰回路转的趋向。

  在北京,近年来很多城中村改造项目效果不理想,资金豁口严重,但白家楼、何各庄、草场地、高碑店等村庄的有机更新改造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同村民们商量,北京、深圳等地方可以自主改造,为什么宏仁村不能这样做呢?”莫正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理性重建也有利弊的权衡,“我们抗争两年了,各种压力之下,还是有村民签下协议。长期下去,全盘守住也难”。

  更重要的是,改造方案有坚持也有妥协,根据村代表近日逐户统计,宏仁老村的670多户中,已签订拆迁协议352户,这次方案既承认了这些已签订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又留出相应的土地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

  “这就是理性,村民的改造方案兼顾到了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的各方利益,能解决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现有冲突的问题。”朱晓阳说。

  在朱晓阳与于坚合作的《故乡》里,有一个头部受伤、精神有一定障碍的宏仁村民,他每天总来“新客堂”喝茶,一会这个大妈给他个苹果,一会又有别人和他闲聊说笑,他不用住进精神病院,这个乡村养活着他,精神病并没恶化。

  于坚特别喜欢这个镜头,作为诗人的他对乡村社会有着诗意的理解,他觉得,家园不止是被物化的建筑,更应是个让人安心的大环境。理想的乡土家园应该是一个集于养老院、庙会、医院、民俗娱乐于一体的地方,“这个乡村社会中有人情味、有帮护、有关注、有儒家的那种和睦相处,能让人安居乐业,重要的是能抚慰心灵,不是冰冷的建筑”。

  “农村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根”,于坚说,中国传统的几千年经验,证明这种乡村家园的生活方式有益于生命,不应被城市化全部摧毁。

  住在怎样的房子、沿袭怎样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经验告诉农民们自主选择最适宜的。于坚说。比如西双版纳的农民更习惯住在竹楼,水泥房却不是第一选择。重建家园的前提是人们习惯住、乐于住在那里。如果没有人居住,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传承,重建就失去了意义。

  宏仁村有云南地区越来越少的古建筑“一颗印”3幢,以及70多幢一颗印变体建筑,村民住着很习惯,冬暖夏凉。村里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古井5口,在云南的大旱中总是水量充沛,为村民们所依赖。而滇池东岸的小村,很多老人中有的已经90多岁高龄不愿搬家,也从未考虑要从这个“家”中搬出,每天在院子里养鸡喂鸭自得其乐。

  更现实的是, 自清代以来,“村村有寺庙、家家设佛龛”,是滇池沿岸的社会景观之一。宏仁老村共有古寺两处,至今香火犹盛,定时去寺里祈福是村里人的一个重要习惯,这也是宏仁村引以抗争的另一理由。

  朱晓阳经常到国外考察,他发现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有着建筑中的“神人合一”。比如日本首都东京,就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从而使城市保存了社区性,社区中保留着地方神社、寺庙,“天地神人”的社区性很明显。

  于坚认为,小村的重建家园样本试验,无论成败,或者能走出多远,积累的都将是第二次“乌坎”经验,“如果试验成功,意味着一刀切的中国行政模式到了转折点,成为了人们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和家园重建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而即便失败,也走出了重要一步,乌坎事件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经验,而小村重建收获的是人们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与诗人的写意不同,宏仁村人的生活如同《故乡》拍摄到的一样在继续:两位农村妇女,背着一箩筐的蔬菜,在穿越小村东侧的昆洛路时,仍旧显得张皇失措,一路小跑地湮没在疾驰而过的车流中。

  她话不多,说话的声音不大,在说到自己经历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总是带着笑,谦逊中有点羞涩。不过她不是没脾气。2004年修渠的时候,她让一个说风凉话的钉子户“滚出这个村子”。

  她是郑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3月24日上午,她坐在村西头合作社的天台上,穿着一件黑色开领上衣,浅红色的围巾松软垂下,头发在后面打了个结。身后绿油油的小麦随风摇曳,成片的桃树、梨树、杏树正含苞待放。阳光洒在脸上,她一脸惬意。

  从1998年起,郑冰已在这个村里“折腾”了14年。如今,她是蒲(州)韩(阳)社区(农民协会)的理事长。这个协会下面有28个合作社,覆盖了蒲州和韩阳镇的43个自然村。

  那是1998年的春天,正是给芦苇施肥的季节。前一年冬天,郑冰的爱人谢福政在离寨子村1000米左右的黄河滩上,办了一家“科技服务中心”,卖化肥农药。

  郑冰怎么看这个名字怎么都觉得不对劲。“你又没给大家提供科技服务,凭什么叫这个名字?”她跟爱人商量,要么把这个名字改了,要么除了卖肥料,还得把技术讲给老百姓。

  郑冰出生在一个家教甚严的家庭。父母给郑冰最多的一项教育,是做人一定要是非分明。她说,这十多年来她做的很多事,都与要掰扯清的是非有关。

  丈夫谢福政觉得她是多此一举。“卖肥料就卖肥料,还搞什么技术培训!”7年后,谢福政被选为小寨村主任,连任至今。他与郑冰之间的争吵,也延续至今。

  这一天,有一个叫苏长业的村民来买化肥。两亩半的芦苇,他要买800块钱的化肥。郑冰告诉他,这些地300块钱的化肥就够了,多了也是浪费。苏长业急了:你卖化肥的还嫌我买得多?他从兜里掏出800块钱,甩在那儿,说,我有现钱,不赊你的账!

  这种因无知而带来的执拗的浪费,让郑冰萌生一个念头:请一个专家来,给农民做一次技术培训。她让化肥厂牵线,请来了两位老师:一位是西北农业大学的,一位是运城农学院的。为了避免冷场的尴尬,她事先联系了村里的80多口人来听课。但农民的热情超出了预期。到培训开讲时,共来了400多人。

  培训的效果出奇地好。培训结束后,很多人建议多搞几次这样的活动,至少,春夏秋冬应该各有一次。但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来想去,1999年元旦,郑冰辞掉了小学老师的工作。此时,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待了13年,转正在即。

  在培训过程中,郑冰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里是妇女过来听课,但她们回家不敢做主,男的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做,培训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郑冰意识到,这是观念的问题。但怎么改变呢?

  2001年,郑冰去了一趟武汉。她看到有人在街上跳舞,秩序良好,神采飞扬。她很羡慕,决定回去也组织村里人跳舞。

  寨子村村民牛淑琴说,郑冰对美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向往,时而会成为她做事的动力,也让她做的有些事,充满浪漫的色彩。有一年,丈夫谢福政送了她一个“爱你一万年”的小桃心,她说,“这几个字我不认识,你给我说一遍。”

  郑冰请市里的妇联帮忙,请来了一位幼儿园的舞蹈老师教大家跳舞。郑冰事先组织了24个人,分成4个小组,选出了6个带头人,李金绒和牛淑琴是其中的两个。但众目睽睽下,大家扭扭捏捏,跳不起来。人群里开始有人说风凉话,有人甚至称她们为“女流氓”。郑冰非常气愤,说我们扭个健身秧歌,怎么成流氓了!城里人跳舞就叫潇洒,村里就叫流氓。不行,我们非跳不可。

  牛淑琴说,在农村,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两类人手里:一类是强势者,另一类是造谣者。其他的人或碍于情面,或出于自保,很少有人挑战这一权威。所以,村里人往往是非不分。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和这些现象的互动和较劲中不断往前走。

  跳舞坚持了一个月,舆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之前说风凉话的人也加入进来。一位围观的外村人评价说:“这些女的没有白活。”

  跳舞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缓和了家庭矛盾。一个过去经常挨骂的男人对郑冰说,现在回家,媳妇不骂他了。“女的难道天生就爱骂丈夫?她就是活得不痛快嘛!”

  与城里人工作与生活能够区分不一样,农村的家庭生产与生活都在一起。一家人长期守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彼此缺点容易发生碰撞,也就容易无事生非。李金绒说,以前,过几天就会有一家干仗。这些事情像瘟疫一样,容易在村里蔓延,给那些心有芥蒂的家庭埋下冲突的种子。

  这次“无心插柳”的收获,让郑冰以后在做事时,都会试着和村风联系起来。2009年5月,在北京富平学校的支持下,永济市小额贷款公司在小寨村落户。虽然合作方有放贷量的要求,郑冰还是坚持把村风纳入放贷的标准。比如,她不会贷给打麻将的人,也不会贷给家里收拾得不整齐的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诚信。“闲散时间你都不把家里收拾干净,怎么能证明你讲诚信!”

  对孝敬老人的鉴别则更为细致。比如,看你叫不叫老人爹娘;到冬天,看你盖的被子重,还是给公婆盖的被子重。“有的老人被子10多年都不换棉花,能说你孝顺吗!”还要看你给不给老人买新衣服,给不给老人做寿。“不给老人做寿,给孩子过生日就没道理。”

  红娘手工艺是协会成立较早的合作社,它的第一笔生意是生产200个包。大家做得很用心,觉得比样品做得还好。但郑冰在检查时,发现有28个包做得不是很到位,要求他们返工。工作人员很委屈,说我做这个活比做家里的活还用心,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这件事对郑冰触动很大,她为此专门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用心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一个标准”。结论是:既要用心,又要有标准。

  在郑冰看来,看不见的标准更为重要。“比如菜有没有用药,客户可能看不见,我们的要求是,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我们都要做,做到良知上确实不用药。这个是看不见的信任。”

  郑冰的这个要求,在有机农业上体现得更具体。在她看来,有机农业不仅仅是不用农药化肥,还要先让土壤变得有机。有机农业联合社负责人李金绒曾在20里外的一个村庄里,看到过一块被破坏的土地。这块颜色暗红的土地,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有关。为此,郑冰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要把土地深翻。这样不仅让土地透气,也把土壤深处的害虫挖出来,在严寒的天气被冻死。

  在施肥和管理环节,农户之间会形成一种相互监督。“农村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地方。谁上了农药化肥,马上就有人知道。”为了服务农户,以前位于黄河滩的农资店,已经发展成4家连锁店,都已经加入合作社,主要销售有机肥。在农机店的显要位置,挂着化肥农药如何危害人类和农作物的宣传画。

  销售环节,最难控制的是造假。寨子村一位村民说,以前的小商小贩,当着农户的面就往芦笋里掺泥加水,农户就觉得造假能多卖钱,想出的招五花八门:往棉花里加砖头、白面、石灰;桃树今天刚打完药,客商明天来了,马上就下桃装箱。

  郑冰对造假的态度是:发现一个,不管之前是否有合同,坚决不收。去年,合作社有800多户种了棉花,说好了要去收,有人就开始掺水。郑冰把这些棉花拿出来,跟其他的棉花一对比,真相马上大白。这样的事情发生后,马上就会在社区公开,对其他的农户是个震慑。

  郑冰说,真正的生态产品不是一个商标。以前香港的合作伙伴问她要不要认证,她说不需要。“我觉得真正的认证是人心里的认证。”

  郑冰出名后,永济市曾在寨子村开过现场会。市委书记和市长号召各部门给予支持。市长说,这个事,要落实在年终的政绩上;市委书记更直白,说挣个十万八万不嫌多,三万五万不嫌少。

  领导的这番表态,在合作社内部引起了波动。有人说,郑冰,你应该到外面要钱去。也有领导偷偷给她做工作,说要钱比赚钱快。但郑冰认为,在合作社还没有探索出一条自我生存的道路之前,跟政府要钱弊大于利,它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干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有些人离开了合作社。

  2009年,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份生效后,各地都出台了一些扶助措施。当时在村里做主任的丈夫带来了一个消息,一个村只要报5个合作社,就能给钱。此时,郑冰旗下已经有了28个合作社。

  像遇到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时一样,郑冰召集大家讨论。她说,我们当初注册合作社的时候曾说过,用三年的时间,把合作社做好,不行再给两年。如果到时候能做好,再说,如果做不好,一分钱不要行不行?有6家合作社当场表示反对,说给钱就要。郑冰说,如果光知道要钱,就退出。这6家当场退出。

  郑冰说,她不是反对国家给政策,但她认为要钱不是一个正确的路子。“注册一个合作社太容易了。五个身份证,再加不到100块钱,就行了。难的是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这时候不能有依赖心理。”

  不要政府的扶持,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法坚持合作社的透明。“不管哪条线的钱,都可能有潜规则。本来5万块钱,到你那儿只有3万了。2万块没了,你怎么公开这事?只有做假账。而一旦没有了基本的坦诚,合作社就完蛋了。”

  地方政府还曾经动员她弄一个工厂。“你名声这么大,干吗不弄个工厂?!”郑冰不同意。2004年11月,村里曾经打算以入股的形式办了一个涂料厂,但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差距,最终没办成。2006年、2007年,郑冰办了7个工业方面的合作社,也大多失败了。她对此有一些反思,认为工业非农村的优势,也非自己所长,不如专注于有机农业。

  今年,社区的有机农业规模将达到3万亩,效益能有900万~1500万元。“你说办什么工厂能有这么大的利润!”

  但产业链的拉长已箭在弦上。去年,香港的合作客商迈思国际希望把籽棉变成皮棉,她就选了一家皮棉厂;对方又希望把皮棉变成纱,她就选了一家纱厂;对方希望扎花,她又找了一家扎花厂。

  现在,合作社生产的小麦,已经和运城的馍厂对接起来了。西安的一个养猪场,也过来要买麦麸。郑冰说,这些农产品上下游的产业链,是留给年轻人的机会。

  现在,合作社共有60多位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员工的子女,有的是离开后又回来的,也有几个是从运城农学院招来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排斥城市。

  1990年出生的梁晓莉,受不了城市里又小又贵的出租房。2010年,她从太原学院毕业后,留在当地一家超市上班。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租金要200多块,占了她收入的四分之一。她说,很想念闲置在家乡里的大房子。

  在寨子村采访时,记者发现,村民斥巨资盖起的房子大多空置。在城乡之间往返颠簸的农民,正在陷入这样一个悖论中:他们把从城里挣来的钱,拿来在农村盖房子,却又任其闲置;而自己在城市里的居住条件又非常不堪。也就是说,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浪费在了农村空置房子的折旧上。

  2010年底,梁晓莉接到在红娘手工艺上班的妈妈的召唤,来合作社上班。在经过最初的磨合后,她目前在办公室负责档案和接待,每天东跑西颠,干得不亦乐乎。在她的感召下,一个同学近期也准备投奔过来。

  除了梁晓莉,合作社里还有好多“亲情配”。而之所以把自己的子女叫回来,用郑冰的话来说,是为了培养接班人。“农村越做越踏实,肯定有做不完的事。我们觉得,这是100年的事。”

  对这些年轻人,郑冰有三个要求:一、种一亩地;二、有一个合作社;三、跟进一个村。“这是最基础的工作,要先从这儿做起。”

  没有工作的时候,郑冰会要求这些年轻人到农户家里或地里调研,了解农户的需求,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部门。比如有一家人特别会剪纸,就把他介绍给手工艺部门,有一家需要种核桃方面的培训,下一次培训时就要通知他。

  郑冰说,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时间有80%是在地里,或者农户家里。“你到地里为果树剪枝,一边剪,一边和农户聊,效果比较好。冬天人家在炕上坐着,就看你敢不敢上炕。你要是坐在炕上聊,这个工作就是非常到位了。”

  不久前,他派团队里的一个人跟镇政府谈合作他们有一支成型的文艺队,在宣传计划生育和各项政策上颇有心得,看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扶持。镇上的领导闪烁其词,但不信任早已写在了脸上。

  事实上,在很多年之前,两人都已经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从之前的维权领袖,成为一名乡村建设分子。杨云标现在是安徽南塘兴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昌海是三岔村合作社的董事长。

  这一身份转换的背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蓬勃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由温铁军主持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乡建中心”),是这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上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农村暗流涌动。在1994年的税费改革中财力大损的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增加税费的方式,试图把在改革中失去的财力,从农民身上补回来。

  向昌海所在的三岔村,人均水田0.4亩、旱地0.54亩,人均年收入不足900元,每年的税费却达到了163元;而杨云标所在安徽南塘村,人均税费最高时竟然达到了300多元。

  2000年3月,湖北省棋盘乡党委书记上书朱(钅+容)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种税费征收的任意性,还带来了乡村政权和基层政府的大面积腐败。由于吃喝严重,三岔村最后不得不卖掉了村委会大院。

  不堪忍受的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各地的维权运动接连不断。由温铁军任社长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因关注农民问题,也成为信访的重地。在此做兼职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白亚丽,每天都会收到摁满手印的信访材料。

  大学刚刚毕业的杨云标,带着女朋友回了老家,打算在此专心备考律师资格证。伸冤无门的村民就像遇上了救星,很快找上门来,向法律专业出身的他求助。

  向昌海则组织村民学习政策和法律,让在上访中一度迷惘的村民,重新坚定了方向。

  1998年11月3日夜里11点,杨云标家里来了7个镇政府的人,对从睡梦中惊醒的杨说:“跟我们去镇里,有话要问你。”

  初衷只是给村民写材料的杨云标从此惹祸上身。受到惊吓的女朋友离他而去,他家的门上也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2001年,温铁军开始把此前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进行调研、培训和试验。他结合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新乡村建设”作为支农活动的名称。

  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查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杨云标家,对他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并开始调查南塘村的账目。最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同一年,三岔村的问题也引起十堰市领导的重视,市长批示立即查账。2001年6月,房县经管站确认了村组干部中有16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经济问题。

  维权取得了胜利,但杨云标并没有感到快乐。由于被赶下台的村干部往往代表着一方家族势力,村庄变得更加分裂。“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村庄更加对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生活在其中的人更没有安全感。”他承认,常年的维权带来的后果是“双输”。

  2003年暑假,白亚丽去了一趟南塘村,发现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干群矛盾非常突出。一个老人死了很久,身体都发臭了,耳朵被老鼠咬掉一只,他的6个儿子竟然浑然不觉。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维权积极分子唐殿林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则被选为村会计。

  当上村干部后,站在此前自己反对者的位置上,杨云标有了更多的反思。他发现,村干部有时候非常无奈,身不由己。“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的是让老百姓来选,是民主的,村官要对农民负责。但是实际的村干部的运行,你要对乡镇政府负责。你所干的工作都是乡政府安排的,你干得好与不好是乡政府来评价,福利考评是乡政府来做。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是有冲突的,村干部正好夹在中间,他实际上是扭曲的。”

  向昌海也有这样的困惑。2004年,他对来村里调研的白亚丽说,他的工作,也就是调节家庭矛盾,上面来视察,负责接待吃喝,配合上面做一些最基本的村务管理。“最多也就是推进一下产业化”。

  2002年,杨云标参加了一场由温铁军主办、主题是乡村建设的会议。一位来自香港的刘健芝老师的发言,让他深受启发。她说,我们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为了抗争。“以前做维权,不是因为他恨,而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乡村变得不是他想象的样子了,所以要抗争。”杨云标的朋友、目前在南塘合作社做志愿者的高琳说。

  白亚丽说,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何志雄将这个逻辑归纳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原子化的农民的利益容易被市场忽略,通过合作,可以提升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

  但在陷入分裂的农村,让满腹狐疑的农民合作谈何容易!2004年,乡建中心在河南组织农民培训,给每人发了一个本子。一下课,农民就把发的本本夹走了。“他是怕东西放在那儿被别人拿走。一个本子尚且如此,更何谈把他们的钱放在一起!”

  此外,长期的内耗已让农村毫无生机,这让合作缺乏必要的前提。所以,白亚丽们认为,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提神”。他们打算从组织文化活动入手。

  过去,农村曾经搞过文艺宣传队,有些人的家里还放着道具。当这些沾满尘土的道具被从床底下拉出来时,乡村建设的大幕就被拉开了。

  几十年没有闻到文艺气息的农民,对这一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坐在那儿满脸沧桑的妇女,跳起舞来就非常生动,“那种灵性、美感特别打动你。很多人突然发现,这才是生活。”

  有些小学没有毕业的农民,却是编顺口溜的能手。他们把政府的政策编成顺口溜,传播的效果非常好。

  刚开始,参加活动的都是乡建中心联系的一拨人,另外一拨人则冷眼旁观。后来,白亚丽试着动员这些家庭的女人,以点带面,最后把全家人都带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要抓住村里的核心骨干,找带头人。”

  另外,他们还通过评选“十佳儿媳”等活动,重拾农村良好的风气。这些投入不大的活动,在讲究面子的农村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家庭放着鞭炮迎接,把奖状裱起来,放在堂屋的中间。那些不孝顺的人则压力很大,不敢出来看。

  一盘散沙的农民渐渐组织起来。以前村委会开会,叫不来人,现在让文艺队去,马上敲敲打打地都下来了。在节目的中间,他们会安排一些培训,文化的带动作用逐渐显现。

  文化活动开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大家就会想,我天天蹦蹦跳跳,好像也解决不了我的收入问题啊。”这时候,合作社的问题就可以摆到台面上来。

  农民对合作还是小心谨慎。杨云标的合作社一开始只有12人入户。“你也没有理论能说服别人,只能靠做事情。”他们第一年搞农资统购,价格比零售价便宜了10块钱,并且直接与厂家对接,质量有保障。当年秋天,合作社就增加了五六十户。

  三岔村则对合作社有个筛选的过程。2004年,经过乡建中心的动员,该村成立了六七个合作社。但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合作社效益一般。向昌海与大家讨论后,决定不再全面开花,而主要专注于当地的优势产业茶叶。

  在这一过程中,有人未能全面领会合作社的涵义,讲其理解成“只要合作就有效益”。于是,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顾实际的低效联合。

  乡建中心的何志雄后来反思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单纯通过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农村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农民被束缚在生产这一环节,其他有利可图的环节像流通、加工和信息等,却被别人垄断,农民没有定价权。“我不知道仅仅从经济方面做农民合作的意义何在。”

  除了上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合作的效果,就是带头人。原来的合作理论过多关注了合作的积极意义,却忽视了内部整合的成本。一个好的带头人,不仅要有政治指挥,以压缩内部的管理成本,同时要有经济的洞察力,以把握一个正确的方向。

  向昌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投资于茶叶这样长期的产业,三岔村合作社至今收益不大。南塘村的有机农业也没有做起来,现在只保留了两亩的试验田。由于缺少人手,统购统销也没有做起来。

  2005年,杨云标开始做小额贷款。这已成为南塘合作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他说,现在的小额贷款,有200万元的规模。去年下半年,每股分红200元。市盈率为10%。

  在发展小额贷款之前,杨云标对农村信用社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农村信用社一年从农村吸收的存款有8000万元,但贷给农民的却不超过500万元。他就问,为什么不贷给农民呢?他们很需要。信用社的人说,一个农民也就贷三万五万,我要做信用考察,如果你不还,我还要请律师打官司,成本太高。而我给大公司贷款,一笔就有500万元,它还有楼房汽车做抵押。一笔500万,效率多高,我贷给你,十笔也不到五十万。“一个商业银行,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追求民众利益最大化。”

  杨云标就想,如果农民的钱放到农民自己的银行,会是什么概念?对于乡村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推动力。他就想把这些钱留在农村,并用于农村的发展。

  理论上是这么说,但做起来很难。大家觉得把钱放在他这儿,风险太大。不得已,他只好自己带头做,把自己的钱放在里面,规模不大,就二三十万。去年有一个大户参与,才开始一点点扩大。

  要想从合作社贷款,首先得加入合作社。这要交一个100元或者200元的“入门费”。第二要找人担保,担保人只能是小额贷款基本股的股东。基本股的价钱,是每股2000元,最多可买5股。

  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小额贷款的好处是很少出现坏账。高琳说,从2005年至今,南塘村的贷款没有出现一笔坏账。

  事业渐入正轨的杨云标,开始重新思考跟政府的关系。他说,虽然有过非常不堪的记忆,但自己的这个槛已经过去。去年,当地曾经发生过一起恶性校车案件。受害人找到他,希望帮助维权。他当时就想,这件事如果上访,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受处理。但这样做不过是出了一口怨气。最重要的还是让受害人得到补偿,同时让违法者得到教训。他就跟政府谈,政府非常紧张,一上午就谈下来了。“后来政府还感激我们。”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当地政府还是对他们保持警惕。“他们一直觉得你们是维权组织,给我们贴了标签,真正深度的信任还没有。”

  相对于乡土建设一砖一瓦的累积与堆砌,人心的重建,会是一个更艰难更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海归”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建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1928年的一天,年轻的协和医院医生陈志潜听了晏阳初先生的一场报告,令他终生难忘。

  晏阳初对大家说: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负起责任去帮助他们,谁又来负此责任?你们现在是在东亚条件最好的医学院学习,又在设备最好的医院内工作,如果你们饮水思源,就应该想到你们的一切优越条件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帮你们创造的。

  这场报告,改变了陈志潜的人生。后来,他成为了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平教总会)的卫生教育部主任。

  那一年,晏阳初38岁,是位学历辉煌的海归: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不做官,也不发财,把自己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这是晏阳初在191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时立下的志愿。立下此志,可以追溯到“一战”时的欧洲战场。

  1914年,“一战”打响,1917年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欧洲从事战场支援。1918年从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即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

  晏阳初很多时间都在为这些不识字的华工们代写家信。后来他想,与其帮他们写,不如教他们识字以后自己写。他自己编了一本“千字课”,都是从华工们最常用的字和报刊上最常用的字词中选出。当时的情景,在晏阳初晚年的回忆中有生动的记述:“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他们跟着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眼中闪着光,嘴中念着数,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看到他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学习,而且所学可以马上致用,心里觉得很高兴。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晏阳初像一个布道者,他到处演讲宣传,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去服务中国的农民,振兴中国的农村,建设一个新中国。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者。

  陈筑山,曾在16岁考中秀才,后前往日本、美国留学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他听说晏阳初创办的平民学校可以用96小时读完《千字课》四册,大为惊喜。他说,中国平民具备如此伟大潜力,为新中国,我们必须有新公民。我以前参加倒袁的革命,只是消极的行动,不是建国的根本。于是,他辞去了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成为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部主任。

  有一次,当时横行北京的奉系军阀借故扣押了陈筑山,晏阳初花了两天的时间去疏通,最后一直找到张学良那里。当晏阳初到看守所去接人时,发现陈筑山正在那里教两名士兵认字!

  郑锦,曾在日本留学10年,是梁启超的好友,后来任平教总会的视听教育部主任。而平教总会的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回国后在南京任东南大学的教授。晏阳初见到她时问了一个问题:您教授哪一种农业?中国农业或西洋农业?冯说,我教的恐怕是美国的农业。晏又说,何不试试中国的农业?半年以后,冯锐辞去南京的教职,北上加入了晏阳初的团队。她说:我曾经忏悔,我在中国、美国、欧洲研究农业,讲授农学也有四年,并且是农学院院长,但我竟至今还没见过一个中国农夫!

  在晏阳初的平教总会中,像冯锐这样的洋博士不胜枚举。负责做社会调查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的硕士李景汉;负责乡村工艺部的,是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博士刘拓;而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孙伏园,在新闻界以“副刊大王”著称,当时就任平教总会创办的《农民报》的主编;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熊佛西,应晏阳初之约,为平教总会编制了大量农村戏剧;而另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瞿士英,志愿就任文学部干事,成为平教总会中工作最长久的成员这些洋博士们,原本都有体面的职位和丰厚的收入,但他们却甘心情愿放弃这一切,跟着晏阳初奔赴距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定县,住进农民土屋。

  选择定县作为平教总会的实验基地,晏阳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晏阳初的考量中,教农民写字,只是他振兴中国农村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要在农村普及科学,全面提高卫生健康水平,丰富文化生活,进而全面提高公民素质。他想的是要建设一个“全国模范”样板。这样如果只在几个村里搞,影响太小,选择一个县的境域是个合适的目标。“集中人力物力于这一县境,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应可将这一县建设成为20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典型”。这时,他和同事们了解到定县有一位乡绅米迪刚,已经在定县的翟城村做了不少开化民智的事,比如办新学、创办自治公所、讲演社、图书馆等,后来因内战而毁于一旦。晏阳初想,定县离北平不远,又处于华北一带的中心,交通便利,改良的结果容易传布。这里又有米迪刚翟城“模范村”的基础,确实是个理想的地点。他与米迪刚见面,一拍即合。1929年,平教总会全部迁移到定县。

  从北京去定县,当年要乘火车,走六个多小时。但是正如晏阳初所指出的,这数百里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有史以来,这是中国读书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的口号,晏阳初要求同事们要和农民同起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一个“小北京”。

  1929年7月,晏阳初把自己的全家都搬到了定县,同事们也纷纷把家眷迁了过来。实际的问题马上出现了。原本他们在北京都有优裕的生活,到了这里不光薪金少了一半,孩子上学都成问题;在北京他们出门可乘汽车,到这里要骑毛驴,甚至连澡也洗不上。就算是博士们本人甘愿付出牺牲,他们的夫人却未必想得通。陆续地有人离开了定县,但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据统计,在1935年的时候,平教总会在定县的工作人员达到最高峰的500多人,除了洋博士,也有国内的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各路热血青年。

  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只是参与“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怎样和农民打交道,才是博士们的真正难题。多年来他们习惯于课堂讲授书本钻研,见到农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话,而农民看到这些城里来的洋学生晏阳初的妻子还是位金发碧眼的中西混血可以想见他们的戒备与冷漠。

  晏阳初的突破路径是通过乡村的长老。通过米迪刚,他们先说服村里的长老同意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去拜见长老。他先提出一个问题:村里有多少人识字?通常得到的回答是,一两个。为什么这么少?长老回答,我们没时间读书,我们太穷了。

  这时晏阳初说,如果一天只花一小时来读书,你们也会不愿意吗?你知道花多少钱?一本书只要三分钱,所有四本教材只要一角二分钱,想想看,花一角二分钱就能学会阅读中文书

  下面的事,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长老们敲起锣召集全村的人开会,由晏阳初们向大家解释平民学校的事情。解释完毕,他问村民们,谁想上我们的学校?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晏阳初有一个分析:这些有文化的男女村民之所以自愿出来当老师,决不是为了金钱,他们是希望获得人们的尊重。

  实际上,晏阳初所开办的平民学校,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城里来的老师教课,大部分都是由本地人担任教师,当然,这些教师由于从来没教过成年人,需要事先由平教总会来培训。从这样的平民学校毕业后,也可以再去教别人,晏阳初称之为“导生制”。就这样,平民学校在定县遍地开花,全县472个村子办起470所平民学校,“平民千字课”发行了300万册。

  开办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只是“定县实验”的第一步。晏阳初发现,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生计问题不能解决,他们就会慢慢失去读书识字的兴趣。晏阳初认识到,对乡村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工程,他提出要有“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冯锐主持的生计教育,一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引进良种,比如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旁支猪与本地猪杂交,著名的美国来杭鸡也是那时引进的。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陆燮钧博士,当时负责在本地找优秀的鸡种。一连几天都落空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了一只理想的鸡,竟一个猛冲扑了上去,把在场的鸡主人和所有村民都惊得目瞪口呆。

  另一方面,平教总会与高等学校开展合作,第一个合作单位是清华学校的农科,清华派当时的教务长梅贻琦亲到定县来考察,决定承担起园艺和病虫害两项任务,清华在定县的翟城村建立起了试验场。

  在卫生教育上,平教总会为乡村建立起一套简单又经济实用的乡村保健制度。他们训练出一批乡村保健员,平日以预防为主,打防疫针,也可以为村民治疗轻微的疾病;又设立区卫生所、县保健院,逐步升级收治病情较重的病患农民。

  而关于文艺教育,则是在识字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特别是一批新创作的话剧颇受欢迎。最让晏阳初得意的,是农民们后来居然自动出钱在村中建起了戏场它不同于原来的传统戏台,原来的戏台农民们只能站在台下观看,而这个剧场,是圆形的,可以容纳几面坐着的观众。晏阳初参加了剧场的开幕礼,盛赞它“意义价值重大,实远过万里长城”。

  然而在四大教育中最意义深远的,还属“公民教育”。这里已经触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

  当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以后,晏阳初们发现,他们的辛苦收入,会遭遇残酷的高利贷盘剥:每当春播需要资金时,农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到了收获季节,为还债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谷物。于是,平教总会帮助他们组织起农民经营信用社,洽商银行以低息给农民贷款,收获季节时,组织起运销合作社,直接将粮食运往碾米厂。

  接下去,晏阳初要改革现有的行政规制。他的计划是,在定县,成立起以平民学校的学员骨干为基础的公民服务团;在公民服务团的基础上,以乡镇改造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镇公所,这个乡委会从本地长者和小学老师中选出,一经选定,由县政府委任为乡镇长。为防止这个委员会滥权,又设乡镇公民大会加以监督,同时,公民服务团既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制衡乡委会,又要服从乡委会的日常指挥。这一套制度,已经颇有些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意味了。

  那么,县一级的行政规制要不要改?怎么改?晏阳初已经考虑好几步规划。首先,他引进专家学者成立县政委员会,遇到要政大事时特请参与;又设立农村改造辅导员,任务是上情下达,承上启下。同时建设地方自卫组织,县长兼保卫团大队长,乡村有区队、分队。在此基础上,1935年2月,定县政府改组,由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兼任定县实验县长。

  制度上的改革远要比帮农民识字难得多。按原来晏阳初的设想,这“四大教育”做下去,需要在定县干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是他才干到第七年,战争来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得定县实验戛然而止。

  晏阳初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他的下半生多在海外辗转,他的中国话始终带着川音。然而,他觉得他也属于定县,这块土地融进了他那么多的理想与热血,他把定县称为他的“第二故乡”。

  当年,他曾设想,把定县建设成一个全中国的样板,以推动全国的乡村复兴。定县的实验虽然被迫中止,但在当时的中国,博士下乡,复兴农村已经蔚成风气,在山东邹平,有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希冀高扬儒家理念的精华来拯救中国农村;在江苏昆山,有黄炎培创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曾声势浩大,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

  虽然持续不断的外战和内战使得一代知识精英的乡村建设努力终被蹉跎,但是先辈们的理想并没有被后来人遗忘。今天的定县,当年“平教总会”的许多遗址被人们精心保护下来,那里仍然是理想主义者们的耕耘之地。时空可以阻隔,但理想这种东西,总能找到它的接力火炬手。

  和前贤的乡建运动相比,今天的乡村建设已经成了一种慈善、公益行动,这一性质本身说明,乡土中国在今日已经成为救济的对象

  我们现代人的乡土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按照诗人、哲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观察,现代化运动以来的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失乡者,是漂泊者、流浪者、永远的外乡人。现代化进程不仅以壮观而残忍的力量拆掉故乡,而且直接把人及其家园贩运至资本主义的怀抱,敏感的思想家甚至说,出生于1789年之后的人,已不知存在的欢乐。

  中国有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这种文化给了我们极为骄傲的小农经济、田园诗歌、大地信仰、山水艺术、泥土情怀、宗法政治。但到了明清两朝,这种文化已是衰落得不成样子,从汤显祖、徐渭、李卓吾到曹雪芹、龚自珍等一流天才们的悲凉感、末世感可知,文明已经不能支撑它自己。碰巧西方的资本叩关而入,我们在半推半就中,步入全球一体化秩序当中。

  从鸦片战争到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人终于明白,自己不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和重心。从陈独秀、冯友兰等人开始,现代中国的关系、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是一种城乡关系。尽管梁漱溟、费孝通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辩证说,所谓城乡之别只是知识问题而非认识问题,但更多的中国人认为,中西之差就是城乡之别。中国欲现代化,中国人必须进城。因而,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现代化。

  陈独秀明确地说,现代中国是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如今,广大的农民工人更是从生活中明白做一个乡下人的卑贱。中国人都以做一个城里人为荣,以吃“商品粮”,而非自己从土里刨粮食为荣。离开乡土进城、进更好的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宿命。借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观察,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中国人对现代化、城市化的追求像一个苦恋的情人,那样痴迷、执著。

  从到东西洋留学,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出国潮,到农民削尖脑袋进城,到今天上亿的农民在城市间流浪打工这一切都在说明我们跟乡土关系的淡漠。尽管有着改良主义的乡建运动,有政治决策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有“离土不离乡”的倡导,有三农问题的研讨,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但农民及其子弟仍希望进城。今天,在多重意义上,农民几乎不再是有创造力的阶层。农民只是因循着生活,在电视和都市的影响下得过且过。除了向城市单向输血,如提供粮食、蔬菜、市场、原材料、青壮男女。乡土中国自身再无新鲜的血液,自身再无新鲜的创造。由于城乡生活的严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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